金光亿,早年毕业于汉城国立大学,后获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伦敦大学,作客哈佛大学。现任汉城国立大学社会科学图书馆馆长、人类学教授。著有《文化人类学概论》、《多文化研究方法》、《文化共同体与地方政治》等著作和论文,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记者:这次来韩国参加汉城国立大学和LG新闻基金联合举办的记者培训项目,我和其他11个国家的记者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韩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护得非常好。同时大家也认为保护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请问除了经济实力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金光亿(以下简称“金”):保护传统文化确实需要资金的投入。我想韩国重视文化传统的其他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在韩国的近代历史上,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此期间,日本殖民者曾试图将韩国的传统文化完全破坏掉,他们强迫当时的韩国人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按日本的方式改革,甚至要求每个韩国人进行“创氏改名”,也就是每个人的名字也按日本方式重新起。这一段经历,使韩国人有很强烈的感情去恢复和保护自己的文化。
二是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认识到,传统文化会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带来好处。尤其是当7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创造了“汉江奇迹”以后,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开始探究生活的意义,探究什么才是真正高质量的生活,探究我们进行工业化、现代化的目的何在。各界达成的共识是: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的生活上的富裕不应该只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丰富也很重要。这很类似贵国政府所强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发展”的政策。
记者:那么韩国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发展之间在资源分配上的矛盾的?
金:要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还是需要把“饼”做大,也就是先发展经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韩国从日本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也是先解决“温饱”问题,全力发展经济。1975年以后,韩国的经济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人们发现韩国受美国资本和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大有“美国化”的趋势。当然,美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有好的地方,但很多韩国人认为绝不能完全效仿。随着保护自己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也开始注重对文化传统的保护。制定了《文化财产保护法》并开始推行文化振兴政策。比如,我们对一些现存的很好的传统村落进行保护,政府出资让当地的住户维护好自己的住房和周围环境;国家对那些掌握传统工艺的人,进行专项补贴,鼓励他们开发继承那些传统工艺。现在看来,这些措施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恢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实文化也是生产力,在市场经济下,文化不仅起到一定的认同作用,维系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随着市场的发展,文化产业会迅速兴起,会产生经济效益。现在韩国每年都会花费大笔的外汇用于进口外国的电视节目,同时每年都有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到韩国传统的文化景点旅游,其经济效益也很可观。
记者:从韩国的经验看,经济发展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虽然也有先后问题,但最终还是进入了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轨道。您认为当时韩国政府决定大力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事业的动力来自何处?
金:我想一个原因是韩国在传统上重视教育,50年代以后,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传统也日益重视。另一个原因是60、70年代韩国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的呼吁。再加上经济走上了正轨,发展文化事业成为众望所归。
记者:除了传统工艺、传统民居外,很多传统的文化思想,其中主要是儒教和道教思想,也在韩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人们对这些传统文化思想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的作用是正是负争论不休,尤其是亚洲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更成为一个焦点,请问您的看法?
金:早在60、70年代,韩国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就有很多人,包括政府的高级官员批评我们自己过去的传统文化,他们认为过去的儒教和道教的很多思想,会对现代化过程产生阻碍。但我认为,他们的分析是用西方的理论和角度来看问题的。长期以来,一些西方的学者由于不了解东方,总是将东西方的社科人文思想进行简单的对立比较。比如西方是基督教,东方是儒教;西方讲科学,东方则唯心;西方是理性,东方则强调感性。但事实不是这样,我认为东方的儒教思想是很广博的,是开放的,它探究人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称其为性理学,其中包含大量科学的内容。
最近几十年来,韩国有很多学者,包括我本人都在西方受过教育。我想这为我们比较客观地认识东西方社会科学知识提供了一个好起点。由于有了两方面的教育和研究经历,使我们更深刻地发现东西方社会科学的不同。我认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文化是互补的。西方文化非常强调竞争,而竞争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技术上、能力上的竞争使经济得到很好发展,但也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东方的文化则强调和谐,大家互助。这两者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都应该具备的。21世纪将是文化的时代,现在一些学者强调“文化全球化”,认为每个国家不应强调自己的文化,而是统一在一个文化的概念下,这是错误的。其实每个国家的经济、科技的发展和当地的文化有很密切的联系,不同的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劳动力利用的方式、劳资关系、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价值观念等。这样的多元化才应该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记者:您对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总体印象如何?
金: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点:一是现在的中国社科界与60、70年代韩国的情况很相似,大家都在讲经济问题,经济学占了绝对优势。二是在中国人文学科界和社会科学界的联系不是很紧密。人文学科界比如哲学、文学对社会现实问题关注不够。从社会科学界的论文看,现在很多人是在用西方的理论范式或者模型解释中国的问题,只是应用,而缺乏创新。